每当提起“诗仙”李白,人们就会情不自禁想起他那狂放自由的诗篇,这位站在盛唐诗坛之巅的男人则深爱纵横家思想。
甚至李白的两次从政与纵横家思想密不可分,他所做的诗词最能盛唐气象,而在李白耀眼的诗歌创作中,活跃着李白式的纵横家身影。
«——·纵横之路·——»
李白喜谈纵横,十七八岁时,他曾隐居于戴天山(又名大匡山),并从赵蕤学习纵横之术。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说赵蕤:“博学韬钤,长于经世。”韬钤是《六韬》《玉钤篇》的并称,泛指兵书,又指谋略。
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的纵横家,于开元四年(716)著成了《长短经》十卷。
那时李白才十六岁,正是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战国策》和赵蕤《长短经》等记载策士游说诸侯的辞令、辨析事势和讲论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强烈吸引着李白。
李白的心雄万夫、自视甚高和喜谈王霸之道等种种言行,都表现出纵横家色彩。
李白的纵横家色彩,在他的两次从政经历中有充分而复杂的表现。
李白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增添了使性尚奇的个性化色彩。
他有恢宏的志向,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就是他最执着而崇高的理想。
这种志向当然也有追求富贵的欲望,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指出:“李白虽然号称为‘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从后来李白在长安三年的表现和对永王李璘的态度来看,李白身处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他不具备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的素质。
但作为诗人,这种救天下于衽席的信念成为他歌唱壮丽人生的出发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卓越功勋是他的人生奋斗目标。
他对于吕尚、傅说、管仲、鲁仲连、张良、谢安等立下不朽功勋的杰出人物不厌其烦地加以称颂,借以自期自许。
鲁仲连是《战国策》中著名的纵横家,诗歌尽情歌颂了鲁仲连为赵国却秦、功成不受赏赐的高风亮节。
其他如吕尚、管仲等带有纵横家个性的人物,剧辛、乐毅、朱亥、侯嬴等《战国策》中的风云人物,李白把他们看成自己心中的英雄,在诗歌中反复咏唱。
«——·一生的追求·——»
李白一生执着于浓厚的纵横家色彩的理想追求,他没有选择唐代士人普遍所走的应举入仕的道路,而是希望通过交游干谒、任侠求道等方式,为帝王所知,从而由布衣而至卿相。
李白文采飞扬,却志不获申,在迁居东鲁之前,他在安陆“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不得已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来到东鲁,李白自己说寄家东鲁是“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
李白在外已经郁闷,在家中也得不到妇人的尊重,李白在山东时先是与一个刘姓妇人中道而诀,此时与一个妇人同居,并育有一子。
李白把同居的妇女比成朱买臣的妻子,说明心中无比愤恨。
李白与刘姓妇人离异后,还有如此的大愤恨,可以想见这个妇女对李白的伤害和羞辱很大,以至于李白把她与朱买臣的妻子相比。
李白把入京看成“游说万乘”的机会,他期待像管仲、晏婴、乐毅那样,可以大展宏图,可惜李白所处的是盛唐,而不是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
天宝年间,李林甫专权,但整个唐王朝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唐玄宗对李白优礼有加,但在玄宗眼里,李白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侍从,命其为翰林院供奉,并没有把他看成“帝王师”。
天宝二年(743)初春,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八首,清词丽句中不乏谀美之辞。
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李白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李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仙人”之游。
但是诗人是孤独的,约作于天宝三年(744)的《月下独酌》就表现了这种苦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叛贼安禄山以清君侧之名起兵于范阳,李白窜身东南,天宝十五年(756)作《扶风豪士歌》:“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诗人自比张良,自命有王霸之略。
«——·任侠、纵横的个性与政治理想·——»
李白独立不羁的人格,是盛唐精神的体现,这种强烈个性与任侠的纵横家意气相投。
《战国策》主要是纵横家言,同时又有主张侠义、强调民贵君轻,以及歌颂勇敢正义等儒家思想。
纵横家中有不少就是侠客,比如荆轲、鲁仲连等,李白诗作中多有对此的反映,人们对李白的评价是“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
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所读之书很多关于纵横家的内容。
纵横家往往把击剑任侠作为纵横术的重要内容,如侯嬴、朱亥、荆轲等。
李白在少年时期,就仰慕仗剑任侠的行为: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李白对于仗剑任侠的仰慕,在与他同时期的人的诗文中也有所反映: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
(魏颢《李翰林集序》)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
(崔宗之《赠李十二白》)开元十二年(724)秋天,24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对于侠客生活很向往。
开元二十二年(734)《与韩荆州书》中说:“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表现了一种任侠之气,并且把任侠与政治相连接。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届不惑的李白从安陆迁到东鲁。
此前曾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其“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遭到儒生们的嘲笑,他以“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回敬他们。
以后又作《嘲鲁儒》讽刺他们迂腐虚伪:“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在轻蔑谈笑中见诗人的洒脱本色。
天宝三年(744)作《侠客行》:“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诗中叙述了战国时的侠士朱亥和侯嬴的故事,赞颂他们的侠骨丹心:“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用叱咤风云的侠客讽刺了皓首穷经的儒生,表达了自己对行侠生活的向往。
《隋唐演义》中有关于李白青眼识英雄郭子仪的故事,虽然故事不一定真实,但是可以看出创作者对他洒落任侠精神的激赏。
赞美游侠的还有《结袜子》《白马篇》《结客少年场行》等。
诗歌里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欲求。
这种生命的欲求之一,就是建功立业。
«——·政治理想·——»
李白的任侠思想中混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两次从政的经历,使这种理想更加鲜明耀眼。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
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达了恢宏的人生信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
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瑟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可见李白的首要目标是兼济天下,而不是独善其身。
“达”不是参加科举中进士,而是一鸣惊人,功成名就后退隐江湖。
李白希望如诸葛亮那样骤登高位,立抵卿相,又要像鲁仲连、管仲、乐毅一样,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
他笔下的英雄大多身处动荡变乱的时代,叱咤风云。
这类人物,是融合了纵横、任侠和儒道的思想产物,也是李白拯世济时理想的写照。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写于至德元年(756)的《与贾少公书》中说:“虽然中原地区已经陷入混乱,但我又能用什么方法来挽救呢?皇帝的命令非常重要,三次派人送来征召书,礼遇很重但我个人却感到轻慢。期限很紧迫,难以坚持推辞,只好勉强前往,到了那里再看情况决定是否留任。
况且,殷深源在庐山隐居了十年,当时的人们都在观察他是否会出山,以此来预测江南地区的兴衰。谢安也曾高卧东山,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我没有树立抗拒朝廷的形象,也不愿意效仿玄学家清高的作风。我只是混迹于渔民和商人之中,隐居但并不与世俗完全隔绝。难道仅仅是为了在山林中买卖,追求虚名吗?”
这封书信写于入永王李璘幕之时,李白隐居在庐山屏风叠。
面对永王的盛情,他决定出山。
由此可知,他的从政有一种侠义之气,这种侠义之气与报国之志合二为一,则成为英雄之气。
这种英雄之气有多种表现。
戍守边塞,杀敌报国的将士是李白歌颂的英雄。
侠肝义胆的鲁仲连更是李白心中的英雄。
他希望如鲁仲连那样,当功成名就之时,不贪恋富贵名位,向往自由的生活。
«——·结语·——»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侠义之士鄙薄荣利的高风亮节融合起来。
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在李白的眼里,功业是唾手可得的,是可以一挥而就的,他不缺乏这样的才干,只是缺少任由他施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