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方法

门格尔关于货币起源的理论，以及他对自发秩序更广泛的研究，也为经济学学科该如何推进提供了一个模板。奥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写道，门格尔在发展他的货币理论时，“也认识到了他的理论对阐明行为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1]

米塞斯将这一理论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例子，阐述了历史偶发事件如何在不违背经济学核心法则的情况下影响经济过程展开的确切方式。

20世纪中叶，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所称的“行为学”（praxeology），不过是以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他所理解的好经济学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式：研究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后果。米塞斯认为存在一个经济理论核心，这个理论核心不能被任何应用研究、实证研究或历史研究所驳倒，并且对于任何应用研究、实证研究或历史研究而言都必不可少。经济学必须包含演绎成分来提供理论，我们通过这种理论观察世界，这一主张可以追溯到门格尔和奥派经济学的起源。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是献给德国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威廉·罗雪儿(Wilhelm Roscher)的。该思想学派认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是进行历史研究，并在相关的背景下理解特定的经济。他们对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那种普遍性理论持怀疑态度。门格尔了解历史学派传统，而他认为他自己的著作是对这一传统的贡献，因为他相信他的理论框架将增进对历史的理解。他对货币起源的解释就可以视为他这种设想的一个例子。他并非拒绝把研究历史作为经济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只是认为，以他正在推进的那种明确的理论，可以把历史研究做得更好。

因为德国历史学派对《原理》的批评，门格尔在1883年的《方法论探究》一书中进一步扩展了这些主题。他区分了“精确定律”（exact laws）和“现实-经验主义概括”（realist-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前者是那种 “如果-那么”（if-then）表述，我们今天通常将之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例如：“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商品价格的上涨将降低其需求量。”后者是对经验规律的陈述，例如，商业周期的繁荣时期通常涉及向生产者（而非消费者）贷款的增加。这些陈述不是必然的真理，只是经常观察到的经验趋势。门格尔的这种界定与米塞斯后来区分理论与历史的方式非常相似。特别地，门格尔清楚地说道，“精确定律”不是由历史检验的，尽管他像米塞斯一样，区分了某一特定理论的有效性与它是否适用于任何具体的历史环境的问题。[2]

门格尔对纯理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辩护，以及他认为没有纯理论就不能从事有效历史研究的论点，如同向德国历史学派下了战书。该学派年轻一代的领袖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对此做出了尖锐的回应，他指责门格尔只是扩展了古典经济学家枯燥的理论框架，对理解现实世界毫无兴趣。施莫勒和门格尔之间这一场最初的交锋开启了现在被称为两大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battle of methods）。后来又发生了几次进一步的交锋，门格尔试图为理论的作用辩护，而施莫勒和他的同事论证基于历史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家大都认为这场辩论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普遍同意，理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理论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检验。在他们看来，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只是自说自话，而没有意识到真理是在别处。[3]

然而，奥地利学派继续坚持其理解，认为理论与历史截然不同，并且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先验的，因此无法通过经验来检验。[4]在20世纪，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通过区分经济理论核心的先验真理，以及将这些经济规律与特定制度及政策相关的可能事实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对特定事件的了解，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今天的现代奥地利学派把经济理论看作是一副眼镜，对于理解经济和社会的因果关系而言必不可少。这导致许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价值有限，特别是如果这些研究表示其实证发现可以像理论一样普遍化。现代奥地利学派试着扩大经济学家可能依赖的经验证据的范围，所包括的不仅有统计数据，还有定性的证据，比如访谈、调查和原始历史文献等。

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花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交换学（catallactics）的范围和方法”。交换学是米塞斯用来研究市场交换的术语，也就是我们今天大体上所认为的经济学。他将交换学视为研究人的行为总体性科学（他称之为行为学（praxeology））的一个子范畴。”人类从事的许多有目的的行为与市场上的交换无关（比如管理家庭包括抚养孩子，或者进行战争、玩游戏等）。这些行为被排除在交换学（或更狭义上的经济学）之外，但仍然是更广泛的行为学范畴的一部分。

在这一章中，米塞斯写道：“经济学的具体方法是想象建构（imaginary constructions）的方法。”他接着解释，每一个想象的建构都是“一个事件序列的理念形象，而这种序列是其形成过程中所涉行动的元素符合逻辑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奥派经济学家运用供求曲线和均衡概念的方式中了解这种方法的运用。供求曲线和均衡等想象建构是逻辑演绎的产物，始于有目的行为的基本概念，即人类通过寻找有效的手段来满足未满足的目标，以消除“不适之感”（felt uneasiness）。米塞斯认为，我们有目的地行为，这点是不可辩驳的。他进一步认为，有目的的行为在逻辑上意味着关于人的行为的一些重要观点，这和主张人们行动一样，都是“绝对确定”（apodictically certain）的。[5]

由逻辑推导而来绝对确定的断言，其适用范围有多广，在奥地利学派中有很多争论。一些奥派学者似乎认为，一个人可以坐在靠椅上，推断出全部的经济学知识。但米塞斯非常清楚地表明，经济学的这种纯理论核心是相当有限的。他指出，甚至劳动令人不快这种理念也不是纯理论核心的一部分，而是我们根据观察做出的辅助假设。货币等事物的存在也是如此。当经济学者分析世界时，仅由对行为的反思而得来的核心工具包是一组相当小的基本命题。经济学中大部分有趣的研究都与制度有关。从门格尔所谓的“精确定律”或纯理论转到应用理论，要求把经验世界中的人类信念和社会制度包括进来。从应用理论转到经济史，包括当代分析，经济学家则需要挖掘人们所思所为的实际经验记录以及相关的经济数据。

这一点也与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科学有关。他并非主张奥地利学派拒绝任何形式的实证分析，或相信，比如说，一个人只要坐在靠椅上想一想，就能得出政策结论。相反，米塞斯提出了关于人的思维的哲学论断，并认为人与人之间思维构造是相似的。我们都有一套心智工具来把握现实，这是我们的进化遗产。任何拥有同等工具的生命都能够对人的行为的本质进行反思，并发展出这种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关于人如何行为的一系列的必然见解。在任何意义上，这一核心经济学知识都不与具体情况相关；相反，它只是某些类型的思维结构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我们在地球上进化而来的人类思维结构。

米塞斯确实认为，经济学的这些核心主张(例如，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我们喜欢多而不是少，喜欢现在而不是以后，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也许还有供求曲线背后的基本概念)是不考虑经验证据的，因为它们正是我们组织思维的原则本身，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然而，除此之外，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包括任何政策主张，那么，我们提出的经济论点则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偏好的具体主张、我们假设的适用性，以及我们论证链的准确性。就奥地利学派看来，好的经济学意味着合理的论证，而不仅仅是有效的论证。现代经济学有太多的内容是从人的行为的错误前提进行的有效推理。因此，这些前提的准确性对奥派来说至关重要，而当我们考察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它们的准确性可以是一个经验事实。

尽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自命不凡，但他们的实证研究，包括新近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并没有自然科学实验那样的科学力量。斯蒂芬·齐里亚克（Stephen Ziliak）和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对统计意义的重要性的警告切中要害，但经常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如他们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经济意义，而不仅仅是统计意义。[6]奥地利学派同意这点。奥地利学派的目标是运用具有经济意义的经验证据来提供经济分析。要达到让人的行为容易被理解的目标，就意味着要讲好故事，讲述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经济理论为组织故事情节提供了框架，而丰富的人类经验——无论是原始资料、访谈和调查数据、经济统计数据，还是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性——为构成一个完整且与经验相关的故事提供了细节。完全建立在与人类的知识和选择有关的现实和经验的假设基础上，这使其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合理的经济推理。

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历史事件，无论是最近的还是更久远的过去，可以展现经济理论的力量，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样做的重要性。尽管经济史的研究不能“检验”奥派的理论，但确实表明了理论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并迫使奥地利学派澄清他们的理论中哪些是不可检验的核心，哪些与制度或历史相关。例如，运用奥派商业周期理论可以理解21世纪初的房地产繁荣和金融危机，但人们必须认识到，严格来说，该理论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过剩的信贷供给会专门转向房地产。要理解这一特定的周期性繁荣为什么表现为房价上涨，需要更多的经验事实，这些事实是与过去几十年的政策相关的特征。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而历史迫使我们更精确地理解理论真正的组成部分。在方法论之争一个多世纪之后，奥地利学派精炼了他们对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但其主要主张——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先验的、不可检验的，不可能脱离这种先验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历史不能告诉我们确定的规律——仍然是奥派研究的核心。